安徽在全国抗战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与独特贡献

在中华民族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安徽以其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特殊地理区位，成为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区域之一。安徽是支撑全国敌后战场的战略中枢，也是淬炼新四军“铁军精神”的红色熔炉，更是实践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深入剖析其在全国抗战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与独特贡献，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人民战争的伟大实践以及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全国敌后战场的战略中枢

安徽在全国抗战格局中的首要贡献，源于其不可替代的战略中枢地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沪宁相继沦陷，日军沿长江、津浦铁路、淮南铁路等长驱直入，安徽从战略后方骤变为前沿阵地。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危局下，共产党以卓越远见，将安徽视为开辟华中敌后战场的中心区域。党中央指示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利用安徽的地理复杂性——皖南的山地、皖中的丘陵水网、淮北的平原，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正如《论持久战》中指出的，广大的农村是革命的战略基地。

党领导的安徽抗日力量，犹如在日军占领区打入的关键楔子。其一，切断了日军交通生命线。津浦铁路是贯穿南北的运输大动脉，长江是连接华中与华东的水上走廊。刘少奇、张云逸、罗炳辉等领导的淮南抗日根据地恰恰横亘于津浦路两侧，直接威胁南京、蚌埠等日军重要据点。新四军对铁路、公路的频繁破袭使日军“以战养战”的图谋大受阻碍，有效牵制了大量敌方兵力。其二，构筑了连接南北根据地的战略通道。抗战期间，皖东北和淮北地区成为打通华北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联系的战略走廊。1940年，彭雪枫部与黄克诚部在皖东北会师，随后创立淮北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战略性会合。这使华中、华北的抗日力量连成一片，形成南北呼应、协同作战的有利态势，为抗战储备了强大的整合力量。

新四军“铁军精神”的红色熔炉

“铁军精神”的淬炼与升华是安徽对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独特贡献。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其军魂的铸就与这片红色土地密不可分。

安徽是新四军的摇篮与主战场。1938年初，新四军军部移驻泾县云岭，这里成为指挥华中敌后抗战的“大脑”。从粟裕率领的第一支队在韦岗打响“江南抗日第一枪”，到罗炳辉指挥第五支队在皖东创立的津浦路西根据地，再到彭雪枫领导的第六支队驰骋皖东北，新四军足迹遍布江淮大地。在与日、伪、顽的残酷斗争中，将士们缺医少药、装备简陋，却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必胜信念创造了多个以弱胜强的奇迹。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新四军“铁军精神”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考验，体现了其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抗战、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在皖南山区遭重兵围困。在断粮绝援的绝境中，军长叶挺指挥部队浴血奋战七昼夜，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事变虽使新四军蒙受巨大损失，但共产党以非凡的政治魄力迅速回应，于1月20日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这种“打不垮、压不倒”的顽强意志，正是“铁军精神”——听党指挥、忠诚于民的政治品格，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机动灵活、敢打必胜的战斗作风，联系群众、纪律严明的优良传统的极致展现。

统一战线的成功实践区

安徽抗战局面的复杂性，在全国亦属罕见。这里不仅有日军、伪军，还盘踞着国民党中央军、桂系、川军等多个派系，各方势力犬牙交错，矛盾重重。在如此复杂的政治生态中，安徽的党组织和新四军坚定而灵活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完美诠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原则，为该理论在实践中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安徽经验”。

在“争取中间势力”方面，堪称典范的是与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第五战区的合作。抗战初期，安徽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采取较为积极的抗日态度。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四军敏锐抓住这一契机，与其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周恩来、叶剑英等多次与第五战区高层会晤，协调军事行动。新四军在大别山区建立的皖西抗日根据地，就是在这种合作背景下得以创建和发展的。在“孤立顽固势力”方面，体现出“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新四军始终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例如，在顽固派制造的多次反共事件中，新四军一方面通过舆论揭露其破坏抗战的行径，争取道义支持；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予以坚决自卫反击，打退其进攻，巩固根据地。这种斗争既捍卫了共产党的利益，又始终将斗争矛头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了统一战线的彻底破裂，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抗日大局。（作者单位：马鞍山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