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2024年10月，第二届长江文化论坛发布了“长江文化安徽十大标识”研究成果，“凌家滩——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节点”被列在首位，凸显了凌家滩遗址在长江流域文明进程与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凌家滩是实证长江也是中华文明摇篮的一个关键遗址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在我国史前考古领域，曾经流行过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论”“中原中心说”“黄河流域中心论”。如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叙事早已取代“一元论”成为共识，这不仅是理论层面的修正、发展与演化，更是众多考古发现实证的结果，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凌家滩遗址正是其中之一。
凌家滩遗址是长江中下游距今约5800—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代表性遗址。凌家滩遗址发现于1985年，自1987年开始正式发掘以来，先后进行了16次发掘，发现了祭坛、大型红烧土遗迹、壕沟、生活区，出土了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3000余件。凌家滩遗址被发现之前，在中华文明进程中从未有过记载，考古工作让凌家滩的独特面貌日益清晰地呈现，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开始闻名于世，凌家滩也因此和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称为“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正是考古学架构了史前文明与当代之间的桥梁。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炭化水稻”，说明凌家滩先民已经开始从事稻作农业活动；对动物骨骼遗存的分析，表明凌家滩先民已经开始家畜的饲养；鼎、豆、罐等一系列陶器组合，再现了凌家滩先民的制陶水平和日常生活图景；形制多样、种类丰富的玉器，更是同时期治玉工艺的最高水平……诸多考古证据表明，凌家滩文化的很多元素，都深刻影响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区域。
人类的文明常常伴水而生，长江流域位于“北纬30°线”区域，区域内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孕育原生文明的沃土。近年来，随着凌家滩遗址、良渚遗址、三星堆遗址等长江流域众多关键遗址的系列重大发现，实证了长江和黄河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的另一条根脉。中华文明“江河并育”，这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历史记忆，随着长江文化的流变与发展，长江也逐渐从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变成了象征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
凌家滩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实证遗址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距今五千多年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当时中华大地上的很多区域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初期文明，考古学上曾将这一时期称为“满天星斗”，这也成为后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原始基础，而凌家滩遗址正是这“满天星斗”中非常耀眼的“一颗”。
凌家滩遗址的诸多特征，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选址来看，首先凌家滩选址依山傍水、交通便利，不仅适合采集、渔猎、种植活动的开展，也有利于和同时期其他文化圈之间进行往来交流；其次凌家滩中心聚落选址在太湖山南麓几条长岗的中间部位，裕溪河的河水从西边濡须口冲出山口之后流速变慢，所以其选址应当充分考虑了防范水患的安全因素，这些聚落选址特点和后来中国传统营造学中聚落选址的基本原理有诸多相似。从出土器物来看，凌家滩多样且独特的玉器形制，既有同时期玉器的规制产品和共性特点，又有精心制作、功能独特的特色器物，不仅展示了“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的礼制起源、治玉工艺与纹饰刻绘的创新和交流互鉴，更体现了中华文明中玉器承载的象征意义与深厚情感。正如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所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关键遗存、关键节点、关键区域，凌家滩遗址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基于包括凌家滩遗址在内的一系列考古重大发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突破了西方话语体系下的“文明三要素”标准，提出了进入文明社会的原创性标准：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认定标准不仅适用于中华文明起源，亦同样适用于其他原生文明，为人类文明起源标准的认定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作者单位：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学文化教研部】
放大
缩小
默认 
放大
缩小
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