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与策略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相继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三个不平等条约，逐步侵占了香港地区。清王朝覆灭后，北洋政府、蒋介石国民政府多次试图收回香港，均告失败。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维护民族利益。在香港问题上，毛泽东着眼国内与国外大局，立足历史和现实实际，一方面坚定原则立场，反对不平等条约，坚持收回香港，实现祖国统一。另一方面，他根据形势变化，采取特殊政策，灵活务实处理香港问题。毛泽东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和策略，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统一起来，对于保持香港稳定，促进内地与香港联系和交流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后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思路，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宽广的全局视野、超凡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

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下，旧中国主权沦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伟大梦想，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不懈奋斗的初心使命。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这也是毛泽东处理香港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点。

1949年初，随着人民解放军战场节节胜利，英国政府预料中共将取得革命胜利，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事实上的关系”，但同时又妄想继续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关系，宣布“与中共当局建立友好关系，虽然这样做将不会影响英国与国民政府的现存关系”。对于英国政府首鼠两端的骑墙立场，毛泽东坚决反对。在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次全会上，毛泽东深入系统地阐明了新中国外交的大政方针，其中强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酝酿制定“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同时，开始思考香港问题的解决。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香港问题属于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自然属于必须取消之列。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对于旧中国签订的各种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这一规定间接地表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处理香港问题的立场：不承认与香港有关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必须废除，香港必须收回。体现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原则立场和坚决态度。

“暂时不动香港”

新中国成立伊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施全面封锁，妄图扼杀新生人民政权。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将香港问题放到国内国际大局中考量，决定利用香港特殊地位，“暂时不动香港”，保持香港现状，作为新中国打破封锁，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国际通道”。

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到访的苏联代表米高扬，在谈及如何对待港澳等历史遗留问题时，毛泽东说:“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毛泽东的这段谈话为新中国处理港澳问题确定了基本思路。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香港近在咫尺，唾手可得，香港总督葛量洪哀叹“如果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指示人民解放军停止南下，勒马深圳河畔。1950年1月29日，在中英建交谈判中，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胡阶森(注：时任英国政府临时代办)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这一政策获得显著效果，为了维护香港的利益，1月6日，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西方对新中国的包围封锁圈被打开一个缺口。2月，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再次指示，只要港英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至于收回英国兵营问题，可暂置不谈”。

毛泽东“暂时不动香港”的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一以贯之的。1956年5月28日，在听取广东省委关于香港问题的汇报时，毛泽东指出：“香港暂时还是不收回来为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好处”。1960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毛泽东与他会谈时还说，我们现在不谈香港问题。1963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时再次谈及香港，他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收回是可以的。香港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99年。还有三十四年期满。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

毛泽东“暂时不动香港”，保持香港现状的思想，对于保持香港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利用分化国际矛盾，发展中英关系，打破西方阵营封锁，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新中国处理香港问题的政策基调。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英国占领香港以来，历史上香港一直与内地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大陆通往世界的通商要道。在香港问题上，毛泽东将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高度统一起来，在“暂时不动香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指导方针。

1949年1月《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在明确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同时，指出在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上，要按性质和情况，在执行步骤上，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这个指示为新中国处理包括香港问题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指导方针。1957年，毛泽东提出香港不同于大陆，对香港应采取特殊政策，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59年，毛泽东再次表示，香港最好能保持现状，我们不着急将它收回，它现在对我们有用。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国际局势风云激荡，中国面临美苏两大阵营的巨大压力。这种形势下，香港的特殊作用更加彰显。六十年代初，党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总结港澳工作经验，明确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工作方针，即在暂不改变现状的同时，充分利用香港作为世界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的特殊地位和有利条件，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各级外交战略服务。

港澳问题上“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指导方针的确立，使大陆通过香港这一特殊通道保持了同西方国家及海外华侨的联系并开展经济贸易往来，对于新中国打破西方对华封锁，加强对外经济交往，引进国内建设必需的物资、技术、资金和人才，促进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二战后，香港政治局势长期基本保持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同这一方针的实施也是密不可分的。

“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实现和维护世界和平。新中国建立前夕，党中央和毛泽东希望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1949年4月，发生英舰“紫石英号”炮击暴行，毛泽东在著文谴责的同时，宣布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新中国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稍后，在6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和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再次重申这一立场。以此为起点，毛泽东认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除了武力解决以外，还可以有和平的方式，不同社会制度可以和平共处。

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召开期间提出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包括香港等历史遗留问题。11月，他致电在伦敦召开的英中会议，强调“中国人民欢迎一切加强中英人民友谊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亟需和平稳定的环境开展建设。1954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指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家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他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中英之间“没有根本分歧”，“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根据毛泽东这一思想，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原则和立场“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解决这类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1974年5月，在接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毛泽东还说，到1997年还有24年，香港问题“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在此之前大陆和香港和平共处，他明确表示“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这里，毛泽东实际提出了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成为后来“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历史起点。【作者系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