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以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为基础，以城市群联动发展为载体，以体制机制协同为保障，推动区域间互融互促、互利共赢，拓展国内大循环空间。”这是“城市群联动发展”作为独立概念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标志着我国城市群战略的重大升级，从强调单一城市群内部整合，转向推动多个城市群之间的协调联动。深刻理解这一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并切实找准推动路径，对拓展国内大循环空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协同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城市群联动发展的重要意义
拓展国内大循环空间的重要载体。当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成为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战略选择。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有赖于足够大的市场规模、高效流动的要素渠道以及强有力的区域间分工协作。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我国 19个城市群承载了 70%以上的人口，贡献了 8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拓展国内大循环空间、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经过多年发展，城市群内部的一体化与都市圈同城化已积累了相当基础。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城市群在交通互联、政务通办、产业协同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都市圈“1 小时通勤圈”正在加速成形。然而，城市群内部的整合越深入，城市群之间的分割问题就越凸显。各城市群在要素流动、标准认证、营商环境等方面仍存在较明显的壁垒与差异，导致国内大循环在跨群环节出现梗阻。以长三角和成渝两大城市群为例，两地在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上各有优势，但由于跨区域产业协同机制不健全，上下游配套衔接不畅，大量潜在的产业内循环需求未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的市场交易。因此，推动城市群联动发展，就是要打破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分割与要素壁垒，通过统一市场标准、降低跨区域交易成本，将分散的区域性需求整合为规模更大、层次更丰富的国内市场需求，促进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共同拓展国内大循环空间，使经济循环更加畅通、更具韧性。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相继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区域战略。这些重大区域战略，在空间上的主要载体正是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级城市群。然而，这些国家级城市群在规划编制、政策设计、资源配置上相互独立，城市群之间的产业转移通道不畅、利益共享机制缺失，重大区域战略的政策红利大多在各自城市群内循环，难以形成跨区域的协同放大效应。可以说，重大区域战略的“各自精彩”，尚未真正转化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合力”。推动城市群联动发展，正是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路径。以长江经济带为例，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沿江梯次分布，长三角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成渝具备向西开放的通道优势，长江中游则扼守南北交汇的枢纽位置，三者天然互补。城市群联动一旦有效推进，长三角的创新溢出效应便能沿江向中上游传导，成渝的开放红利也能借长江黄金水道向东延伸，整条长江经济带就能从地理意义上的江河，真正成为协同发展的经济走廊。所以，城市群联动发展可以推动重大区域战略释放协同效应，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协同的有效途径。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协同，是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两者在空间上长期存在“错配”难题：创新链高度依赖高素质人才和科研设施的集聚，天然向少数核心城市集中；产业链则需要综合考量土地、人力、物流等成本，天然有向外扩散、梯度布局的动力。在单一城市群内部，这一矛盾已通过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功能分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受制于城市群边界，协同半径依然有限。比如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溢出难以抵达成渝城市群的制造腹地，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沿技术也难以在长江中游城市群找到规模化的转化场景。城市群联动发展，正是通过构建跨群的空间组织机制，将协同半径从城市群内部拓展至城市群之间，推动形成“东部城市群创新策源、中西部城市群承接转化”的跨群分工格局，让创新链与产业链在更大地理空间内实现真正耦合，形成“创新引领产业、产业反哺创新”的正向循环，从而真正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跨区域深度协同，为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推动城市群联动发展的现实路径
强化城市群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体系是城市群联动发展的骨架与血脉。没有高效便捷的物理联通，资源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便会面临高昂的时间成本与物流成本，联动发展便无从落地。一是以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为重点，加快打通城市群之间的跨区域交通瓶颈。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沿长江经济带梯次分布，三者之间高铁通道的互联互通，直接关系到创新链、产业链能否沿江顺畅流转，关系到长江经济带能否真正形成协同发展的经济走廊，应作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优先方向，着力压缩三大城市群之间的时空距离。二是统筹推进能源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加快跨区域电网、天然气管网的互联互通，提升城市群之间的能源保障能力。三是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大宗货物运输优势，加强沿江港口整合协调，推动水运与铁路、公路有机衔接，以水运的低成本优势压降城市群之间的物流成本，为大宗原材料、中间品的跨群流动提供经济可行的运输支撑。
破除城市群协调联动的体制壁垒。体制机制障碍是制约城市群联动发展最深层、最根本的因素。破解这一困局，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制度创新。一是健全跨城市群规划统筹机制，推动各城市群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生态保护等领域实现规划的有机衔接，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二是创新跨城市群利益共享机制，探索区域间税收分享、GDP 统计分算等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消解地方政府在跨区域合作中的利益掣肘。三是积极探索建立城市群之间的常态化协商对话机制，推动在市场准入标准、营商环境规则、公共服务认证等方面逐步对接统一，以规则对接破除城市群之间的隐性壁垒。只有在体制机制上形成真正的协同合力，城市群联动发展才能从战略部署转化为可持续的实践动能。
构建创新链产业链协同的分工格局。创新链产业链协同是城市群联动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城市群联动发展从“物理整合”走向“化学反应”的关键所在。一是推动各城市群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在国家产业链全局中找准定位，形成差异化、互补性的跨群产业分工格局，引导东部城市群聚焦基础研究和高端制造，推动中西部城市群着力强化中试转化和规模制造能力，打通从“研发策源地”到“制造承载地”的创新转化通道。二是建立跨城市群的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机制，搭建城市群之间的技术交易、成果展示和产业对接平台，推动东部城市群的科技成果向中西部城市群有序流动，破解创新链与产业链跨群衔接不畅的痼疾。三是积极培育流域经济、枢纽经济等跨群产业协作新范式，依托长江经济带、陆海新通道等重大空间载体，推动形成跨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圈，在更大地理尺度上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耦合，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
【作者系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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