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不愿作个时代的落伍者，不愿落人后……儿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而奋斗，为后来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人一样为国家民族求解放”。韩雅兰的短短一封家书，穿越八十多年的烽火岁月，至今仍激荡人心。如今，这些家书的纸张已经泛黄、字迹也很模糊，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救国为民的初心与使命，感受到一位爱国女性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觉醒与抗争。
她本该有岁月静好的未来，却把青春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滚滚洪流中，毅然踏上艰难坎坷的征途。“不日新者必日退”，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旧道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女性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独立和解放的星星之火也在悄然燎原……20世纪20年代，在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上高中的韩雅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她瞒着父母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后参加陕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在亲情和革命之间痛苦抉择，她以一封“两地遥遥，能不依依”的家书，请求家人的谅解和诉说自己的决心：“大人平时最知儿之心情，也最疼爱儿的……儿已认清自己应走的正大的光明的道路，更认清了一个女子不应只靠一个丈夫。”“这里的物质生活比较外边苦些，但精神方面则比外边快乐的多”。家国为念，纸短情长，短短数语，却句句铿锵。不甘于做男性的附庸，而是要投身社会变革，为民族解放谋出路，更为“后来女子求幸福”而奋斗。这种追求独立人格的觉醒，正是中国女性在历史洪流中争取独立、平等、自由的缩影。
她们是“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在民族解放的漫漫征途上，始终走在最前沿。韩雅兰在信中还写道：“章乃器、沈钧儒，他们都起来挽救国家，儿受家庭社会的养育一场，怎能坐视不顾？”这些穿越硝烟烽火的家书，又何尝不是用她们鲜血写成的呢？赵一曼在被俘到行刑的9个多月里，历经汽油灌、皮鞭抽、烙铁烫、铁条扎等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身体多处白骨外露、几近炭化，也未曾给日军透露半点信息。在日军开往刑场的列车上，她在给自己幼小儿子的遗书中这样写道：“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生死离别之语，字字情真意切，句句催人泪下。正是她们“一批又一批”的舍身奋斗，才使抗日救亡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文字，不再只是口头上的声音，不再只是思想中的空中楼阁，而是一个又一个具体且鲜活的目标、是一天又一天正在崛起的新中国。
当年“不做时代的落伍者，不愿落人后”的信念，穿越八十多年烽火岁月，至今仍熠熠生辉。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女性始终在推动社会向前，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领奖台、越来越多的女性创造出新业绩。张桂梅创办华坪女高，帮助女孩通过教育走出大山、改变命运；刘洋勇于突破自我，成为我国第一位女性航天员；屠呦呦潜心研究中医药理论，成为中国首位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她们可以是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在探月飞天、抗疫防洪、驻国守边、筑路通衢中有她们活跃的身影、有她们如花的笑靥……泛黄的家书，传递着坚定的觉醒和深厚的家国情怀。韩雅兰用她的笔，记录下了那个时代女性的拳拳报国之心，更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把信仰融入血脉，把使命牢记心头，艰苦环境中不失志向，清贫生活中不失气节，现实诱惑中不失操守，任凭风吹浪打，信仰岿然不变，为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而奋斗。【作者系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