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回顾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一直立足中国实际，以实践为基础，活态流变且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理解、继承与弘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批判与抉择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被拉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到“统筹全局而全变之”的戊戌变法,再到“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由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进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几乎与新文化运动同步，由于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实际需要，在当时情势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主流是“否定传统、肯定西来”。但即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仍然有很多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客观分析的冷静态度。李大钊同志在当时东西文化之争、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两极对峙的语境之中就保持了比较理性的态度：“东西民族因文明之不同，往往挟种族之偏见，以自高而卑人。近世政家学者，颇引为莫大之遗憾。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他认为，新旧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中国青年学者应“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之较与近代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勿令欧人认此陈腐固陋之谈为中国人之代表”。在东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李大钊认为“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无疑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与新文化的精神。而且李大钊同志和很多早期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向大众介绍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一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相容、相通的契合性，在此时就已初现端倪。
毛泽东同志也是很早就显露出融糅中西的倾向，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就明确提出要研究“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并且在与同学周世钊通信讨论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的先后问题中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政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扬弃的基本态度。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扬弃与利用
这一时期从新民主主义文化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逐渐形成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贯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原则，中共八大决议强调：“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这一时期的共产党人也开始有计划的开始整理古籍、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1960年毛泽东同志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专门谈到“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并说，“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与理解。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继承与弘扬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明确强调不能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进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提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概念，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强调“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进入21世纪，胡锦涛同志从“中华文明历史流变和现实发展”的角度强调：“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胡锦涛同志强调了中华文明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从不同维度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立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政策、文件，比如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来专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的历史起点，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者单位：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学文化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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