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粮”“地”关系 守护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管子》有云“粟者，王之本事也”，早在先秦时期重农思想就扎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且源远流长，粮食安全作为国家战略更是受到历朝历代高度重视；又云“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智慧的先贤们从科学本质上揭示了土地是万物的根本，是生命的源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的科学论断，并明确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如何深刻理解“命根子”的理论与实践内涵，切入点在于从“粮”与“地”的关系变化中科学把握粮食生产与耕地资源的内在联系，着力点和落脚点是从“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建成现代化农业强国。

从文明历程看“粮”与“地”关系变化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人类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狭义上就是人类生产与土地要素的关系变化史。所谓“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人类从依赖土地、顺应自然的农耕文明，到改造土地、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再到当今保护土地、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粮食生产活动与耕地资源要素之间的关系呈现“相互依存－相对独立－相融相生”的发展历程。

相互依存、缓慢发展阶段。早在距今10000至8000年间，我国就形成了以“南稻北粟”为种植格局的农耕文明。囿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限制，粮食生产顺应自然条件，基本处于“靠天收成”状态，粮食产量严重依赖于种植面积。为了粮食增产、种族繁衍，先辈们不断地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创新农耕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随着数千年历史缓慢推进，耕地在辛勤开垦和精心耕作中得以良性发展，数量不断增多、质量不断提升、类型不断丰富、生态不断向好，造就了丰富的耕地资源财富，孕育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宝贵农耕文化。尽管伴随自然灾害、战乱纷争，粮食安全一直处在较为低下水平，但总体上粮食生产和耕地资源在相互依存中实现缓慢发展。

相对独立、矛盾发展阶段。科技工业革命带来的种业、肥料、农药、农机等全方位水平提升，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伴随着人口规模爆发式增长和城市化跨越式推进，耕地资源不断紧缩，粮食安全形势依旧严峻。人类怀着“人定胜天”的执念，通过无节制地施肥、不科学地用药、不合理地灌溉、高强度地复种等措施，强行弱化了耕地数量对粮食产量的约束力，在耕地数量减少的前提下实现了粮食增产。这种借助人为过度干预来弱化粮食生产与耕地资源之间的天然联系，导致两者呈相对独立的矛盾发展方式，后果是造成了耕地资源的水土流失、土壤板结、土壤盐渍化、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耕地资源恶化问题反过来又进一步危害粮食安全，导致耕地综合地力下降、粮食减产和粮食有害物质超标、危害健康，为人类粮食安全埋下沉重隐患。

相融相生、和谐发展阶段。新时代，我国粮食产量供应与人口规模巨大之间的矛盾没有改变，粮食品质保障与人们美好生活追求之间的矛盾新增，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再到“吃得健康”的大食物观渐入人心，粮食生产和耕地资源相对独立的矛盾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国家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蕴涵着将粮食生产与耕地保护有机融合的和谐发展理念。“藏粮于地”暗含“谷非地不生”的客观规律，即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必须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耕地”；“藏粮于技”的关键在人，核心在种子，即在耕地保护基础上，充分运用农业科技创新良种培育、提升机械化水平、改善耕地肥力等，实现粮食生产能力提升。只有牢牢把握“粮”与“地”相融相生的内在联系、坚持“人地合一”的和谐发展方式，才能真正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从“三位一体”谈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新时代十年，我国粮食安全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粮食总产量连续八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生产取得“十九连丰”，“吃得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如何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就要求按照“数量是基础、质量是核心、生态是根本”的原则，牢牢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从“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视角发现和解决粮食生产过程中的问题。

数量管控是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关键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才能保障粮食稳定安全供给、端稳中国饭碗。数量管控的核心要义是优先保护优质耕地，严格管控耕地不占用、少占用。当前耕地“非农化”现象仍然存在，基本农田“非粮化”问题依旧突出，优质耕地减少趋势还在持续，粮食安全存在隐患。这就要求我们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具体解决路径有：严禁耕地“非农化”、“非粮化”行为，鼓励闲置耕地流转、盘活荒废耕地资源，构建“卫星遥感＋督查执法”一体化常态监管机制，加快“三调”数据上图入库联网，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用途管制，足额化、矢量化分解下达目标任务，完善严格考核机制、终身追责制度。

质量提升是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重点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田“必须是良田”，只有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同时“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质量提升的核心内涵既有针对耕地防止退化、提升地力，也有针对种子提升自立自强水平。我国耕地质量“先天不足”，四等及以上中低产耕地占比超三分之二（2019年数据68.76％），耕地退化、酸化、盐碱化等“后天失调”问题尤为突出，同时我国种业还存在一些“卡脖子”技术难题。这就要求我们要全力提升耕地质量，加强种业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力，具体解决路径有：科学开展耕地生产障碍土壤改良、中低产田有机质提升，加快构建低产田和边际土地生产效能提升技术体系，分区分类稳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因地制宜实施耕地休耕轮作和保水保肥，开展盐碱耕地治理改良示范、挖掘盐碱地综合利用潜力；同时深入推进种业振兴，加快推进挖掘优异种质资源、种业创新攻关、做强国家种业阵型企业、提升种业基地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五大行动”。

生态安全是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人的命脉在田”，耕地生态安全是粮食生产的生命线，守护粮食绿色生产就是守护人类健康。生态安全的核心内涵是保护耕地环境健康以及周边生态环境平衡和稳定，确保为人类提供绿色健康的农产品。工业化以来，农药化肥使用不当导致的耕地土壤污染、粮食重金属超标事件频发，加之新兴毒害物质问题不断叠加，抗生素、微塑料、全氟化合物等对我国食物安全与人体健康形成新的潜在危害风险；此外，相关研究往往局限于耕地本体，忽视了耕地资源与周围“山”、“水”、“气”等环境要素的内在联系，缺乏耕地母体和受体等其他子系统的协同保护。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耕地生态安全保护战略规划，将单一的耕地质量提升行动拓展到多元的耕地生态安全保护体系建设行动上来，具体实现路径有：深入推进耕地污染防治与安全利用、化肥农药农膜减量增效行动，建立耕地生产力、生态安全风险现代化监测体系，建立耕地生态安全标准和保护指标体系，加快构建融山、水、林、湖、草、沙于一体的耕地生态安全区域保护模式。【作者单位：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