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文明超越

当前，数字经济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资本逻辑导控下的数字技术必然会演绎成为数字资本，这是资本形态的新变化，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社会的破坏性，已成为搅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化演绎的动力源之一。

技术对空间的结构性重组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形成

“数字圈地”促动资本扩张进一步突破时空束缚。数字技术必然带来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改变。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与数据有关的要素化进程加剧演化，进而重构了传统的生产时空，这是一场新型信息技术加持下的“数字圈地”运动，其广度、深度、速度前所未有，最终实现资本逻辑的数字空间化转变，进而将整个社会引入由数字化资本逻辑建构的生产体系之中。数字资本加剧“网络社会”的符号重构。数字资本的深化演绎形塑了网络社会，在加剧生产要素符号化重构的同时，也赋予网络社会新的符号景象，将数据的感性直观转为空间符号景观，将资本权力投射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结果将一切物和人都抽象为可被增殖的数据。同时，重新度量了时间、空间以及对生活的感知，为资本家私人占有数据提供算法“暗箱”，并借助大数据技术打造了监控个体的“全景敞视社会”。数字资本主义在数字资本加快积累中得以形塑。数字技术全面改变了社会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加快了资本积累进程，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态、生产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等发生重要变化，作为资本主义新样态的数字资本主义得以生产。数字资本的扩张积累创造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出场提供了先决条件。趋势在于，数字资本一步步驾驭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形式。

数字资本主义四重空间统治加深了西方文明危机

数字资本下的生产逻辑导致资本剥削呈现出“全域性”。数字资本扩张延伸了劳动的场域，导致资本主义剥削的全域性特征更加鲜明，在空间上进一步消解了家庭生活、公共生活与职业空间的界限。在时间上，数字资本主义导致整个网络社会被裹挟入资本增值的通道，迫使所有阶层的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一种“加速”的状态。与此同时，一部分缺乏教育、不具备相应数字操作技术的工人转变为了“无用阶层”。所有人都将成为自己的“时间管理者”，休闲也成为资本生产的一个环节。数字拜物教进一步强化了人的物性加深了人的异化。数字拜物教可以视为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形态，也是资本文明深化演绎的最新特征。结果则是人的物性进一步加强，人的异化得到进一步加深。自主的意识、新颖的形式、好奇的探索乃至创新的思维等都将化身为新的生产要素，被贴上价格标签。数字资本凭借着对“物”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完成劳动者对“物”的从属，其结果便是强化了单向度的人的程度。数字资本权力化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场域被全面无形控制。数字资本是数字技术和资本的合体。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先进工具，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基本手段、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以数字平台为主要载体的一种新式资本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社会关系。数字资本权力化非强制性霸权的形成导致人无处遁形，成为信息时代从肉体到灵魂完全被控制的新型奴隶，由此生成了“中央监控式的全景监狱”。数字技术下资本社会的自由本质上是数据权力的自由。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资本增殖的自由，同时又是通过剥削、压迫等方式限制无产阶级的自由。数字帝国主义全球霸道强权愈演愈烈。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数字资本权力这一新型扩张路径完成了包括制度、生产、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的升级与塑造，一种全新的数字帝国主义形态粉墨登场。数字帝国主义立体式地向全球推广其数字霸权，试图实现意识形态上的数字殖民，在经济领域加快扩张的同时也在安全领域和文化领域力图实现对其他国家的干预。

数字资本主义陷阱破解与新文明观的展望

要彻底摆脱数字资本的控制，就必须探寻超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路径，将数字技术引导向满足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中去。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文明观为开辟人类发展新图景提供了智慧和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不是“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与鲜明特色决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本质属性、具体特征和根本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为人民性、共享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统一。

人民性：数字生产逻辑与价值逻辑相统一。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本质属性。从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看，数字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一种科学的生产关系以适应其需要，继而在传统生产关系与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中释放数字生产力的巨大潜能。人民性导引下的数字生产关系应注重技术的共享、数据的可信、数字权利的对等，打造“共治”社会以推动社会与平台对个体的赋能，从而有力助推自我价值的实现。共享性：以数字财富的享有推动人本质的复归。在数字资本力量面前，人的主体性逐渐开始缺失甚至消解。个体要突破“技术囚笼”的限制，就需要树立正确的人本理念和以实践为主体的思维范式，以数字财富的共享对抗数字时代的权力中枢，不断在实践中推动人本质的复归，以维护好自身的主体权利和主体地位。开放性：数字技术实践延展的协同形态。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与经济正义的实现，要求深入探究数字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增强科技赋能政府监管能力。当下，数字平台的垄断问题已然成为治理的重点，需要立足全球视野，在开放中增强协同性，在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监管、注重对用户数据保护、框定数据业务界限等方面发力。包容性：在文明互鉴中推动数字技术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秉持的新文明观主张包容性，并以此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不同文明的国家最大程度实现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当然，强调包容性并不意味着就忽视矛盾的存在。需要我们立足大文明观视野，倡导世界各国应构建多方协同机制，使数字技术赋能全人类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第53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二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