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大论断，内涵十分丰富，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和价值取向具有极为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连续性”从理论上讲，与其他文明的“断裂性”形态不同，是中华文明最具基因性、标识性的特征。这种“连续性”指的是：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许多文化因子、社会要素延续下来。这些延续下来的文化因子、社会要素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身内心世界的关系”这3对基本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所对应的5对重大关系：14亿人口与现代化社会的关系、全体人民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关系，与上述3对基本关系一脉相承。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上看，主要体现在五个层面。一是人口规模巨大根植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并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唯有“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才能续写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新的更加辉煌的时代篇章。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根植于“富民”思想。“共同富裕”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富民”思想，以及对治国理政的基本认识。就前者而言，富民观念在春秋时期就已产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中就有“富，人之所欲也”的记载。就后者而言，荀子主张“王者富民”，强调欲富国必先富民，富民是富国的基础。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援引《管子·治国》里的典故“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强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必须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根植于“富而后教”思想。2022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时，引用《管子·牧民》中的原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阐述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根植于“共生”理念。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生”不只是个体的生，而是整体的生，是在家、国、天下中与他人共生，进而达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之一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共生”思想的当代传承。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根植于“和平”理念。“和平”理念来源于“和”。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和”文化滥觞于尧舜禹时代，春秋时期，管仲提出“和合故而能谐”的观点，标志着“和谐”一词的正式产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和平发展道路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和平”理念的最好诠释，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赞誉。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务必要注意“优秀”两个字，“优秀”有两层含义，一是“优秀”表明某一中华传统文化符合相应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二是“优秀”表明某一中华传统文化先天地承载了人类的价值共识，具有内涵与形式上的双重可塑性。由此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就同一历史时期而言，它脱胎于中华传统文化。就不同历史时期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同于古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关键着力点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改造、补充、拓展、完善。改造、补充、拓展、完善的最终落脚点，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三同三相”：同当代中国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同现实文化相融通。“三同三相”是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应当遵循的基本路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面向未来，中华民族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续写更加辉煌的时代篇章。（作者系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