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语境中，“两个结合”是一个根本性议题，直接关乎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实践中的成效。“两个结合”内涵丰富，涉及“谁来结合、结合什么、怎么结合、结合成什么、为何能结合”等问题，其中，不断辨别“结合”的要义即“结合什么”或者说“结合的是什么”是前提。
首先，“结合”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由“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由“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再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再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系列话语变迁说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思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内容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一，“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广义”视角。也就是说，既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也包括由列宁发展而形成的科学理论。第二，“结合”的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曾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意在澄明，不能迷信“个别词句”。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甚至挫折逐渐认识到“结合的”应该是普遍规律即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个别论断”。另外，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所侧重。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始终坚守一个原则，那就是“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或者说时代课题）条件为转移”。新时代、新征程、新挑战、新机遇，为了回答时代新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重点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守人民立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民民主、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人与自然、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等9个方面的思想。
其次，“结合”的是“中国具体实际”。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样，“中国具体实际”也经历了一系列话语变迁。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到“我国具体实际”，再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到“中国具体实际”。这不仅说明“中国具体实际”是不断变化的，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动态的演进过程。第一，基于“时空范畴”，“实际”指的是“真实的情况”和“人们的行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的提出，就是立足“当时”（昨天）的情境，而“中国具体实际”则立足“昨天、今天和明天”。从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大时空段”来看，“结合”的“实际”指“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其次，基于“辩证视域”，“实际”涉及到中国的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人在“结合”时坚持问题导向，把握问题的“主干、主流”，立足于中国最大的“实际”，即“在时代发展中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阶段性特征”。最本质的体现就是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大的“实际”就是为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主要任务而破解“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最大的“实际”就是为完成“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而破解“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最大的“实际”就是为完成“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的主要任务而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最大的“实际”就是为完成“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的主要任务而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最后，“结合”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是“结合”的对象。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时，就已经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具体的、生发实际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只不过限于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强调“中国具体实际”。正是这种“结合”，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富于民族特色。对此，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这里的“优秀思想”就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视域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这一重大命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并列。当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社会理想、治理思想、大一统传统、家国情怀、精神追求、经济伦理、生态理念、哲学思想、思维方法、交往之道”等十个方面如数家珍地列举了融入数千年中国人精神血脉的“重要元素”；并用“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九州共贯、多元一体，修齐治平、兴亡有责，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富民厚生、义利兼顾，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执两用中、守中致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来阐释这些“重要元素”的本质特征。这十个方面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结合”的基本内容。
“两个结合”不是简单的“搬用”“移植”，也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拼凑”，而是有机地“融通”“贯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把握住了“结合”的“要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以及动态的中国具体实际，这是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中国共产党能的首要动因。
【作者系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本文系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认同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3DXXTZDDYKT044；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研创新工程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XGCZD202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