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新年贺词里这样深情地指出：“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历史是大江大河，日夜奔涌，沉淀下来的五千年华夏文明，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精神指纹。它区别身份，也塑造认同。
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与我们对历史上文化经典和文化名人的认同是分不开的。翻开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等各类典籍，无论是先秦诸子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还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历史经验和治国理政理念。以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为例，他被公认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典范，享有“千古伯乐”的美誉。他也是北宋诗文革兴的领军人物，在文学史上有着崇高地位，名列唐宋八大家中宋六家之首，苏轼称之为“文章百世之师”。
在他身上，深深地烙上了中国人特有的“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敦厚中和的儒者气质，体现为政事学术上的“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古文创作思想中的“道胜文至、文与道俱”、诗歌创作思想中的“发声通下情”观念。他以极有力的诗文革新理论及典范的文章作品引领了文坛健康发展态势，开创了一代文风。
首先，作为一代文宗，他创作体现出来的儒家风范和才子气质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及后世文人的文学思想。他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意即厚积儒家道德修养的创作者，将社会生活中的百事时刻牵挂于心，就会创作出完美的“文”来。《答吴充秀才书》中云：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欧阳修认为，有些学者不至于“道”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他们“弃百事不关于心”，他提倡将“道”赋予现实意义，指明学者不仅要有所学，还要学以致用，身体力行。他称赞孙复可：昔圣人之作《春秋》，患乎空文之不足为，故著之于行事，以为万世之法。然学而执其经者，岂可徒诵其言哉？惟尔复，行足以为人师，学足以明人性，不徒诵其说，而必欲施于事，吾将见吾国子蔚然而有成。
欧阳修赞誉孙复可不仅阐扬其儒道学说，而且还以自身为典范，将儒道渗透到言行之中，秉承圣人之法。他批评科场文风虚浮，“但取空言，无益时事”。他在《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中云：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盖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文章系乎治乱之说。……这里，欧阳修提出“文章寄乎治乱之说”的观点，主张为文不仅用于“救弊”，而且要用于“革弊”。
再看宋初每况愈下的诗坛状况。彼时，欧阳修力矫诗坛陋习，首开宋诗革新先河。他把古文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诗歌领域，继承了诗骚传统，主张诗歌要有现实意义，力图把当时士人的视线从儒家经典的繁文缛节牵引到关注民瘼疾苦、现实弊端中来。“履之以身，施之于事”、“中于时病”、“发声通下情”等言论，是其诗学思想的核心。他要求诗歌创作贴近现实，反映民生疾苦，抒发真情实感，反对无病呻吟、意境狭窄和奇僻怪涩。
在欧阳修看来，作为诗歌应该而且必须发挥补察时政、劝世救时的社会功能。他本人的诗歌创作实践了这个主张。由于其经历丰富，诗歌题材几乎涉及到北宋的军事、外交、内政、宗教、社会、艺术、哲学等各个方面。如《食糟民》、《边户》、《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等，或议论时政，或为民请命，都是积极干预生活的杰作。
《食糟民》一诗反映了朝廷实行“榷沽”政策与民争利，草菅人命的官吏终日只知饮酒作乐，而田中种粮人却忍饥挨饿，只得去买糟填饱肚子的残酷现实，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对百姓的剥削欺压，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许顗《彦周诗话》赞其：“忠厚爱人，可为世训。”
欧阳修诗文理论透露出来的不仅是他文学家和批评家的学术特色，更是他士大夫担当时代责任和社会责任在学术上的投射。在他身上，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与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并进，为中国文脉的赓续发展、为中国士人的精神家园树立了一座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从中国古代诗文典籍中，我们不难发现，人民、时代、国家、民族这些“根”与“魂”已化为中国人记忆里一个个有温度的文化符号，成为炎黄子孙绵延几千年未曾中断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和基因气质，潜移默化地规范着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它承载灿烂文明，维系民族精神，穿越时空、直击人心，指引我们自信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