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对此加以研究和阐释，对推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
儒家：仁政德治与民本秩序。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理念的中流砥柱。孔子提倡“为政以德”，以道德教化凝聚人心。儒家强调“修身、齐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儒家治国理想追求“仁政”和“德政”，即以仁爱之心施行政治，使百姓安乐富足，社会和谐有序。孟子发展了儒家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将人民利益视为国家安定兴盛的根本。在社会秩序方面，儒家崇尚“礼治”，通过礼乐教化来规范社会等级和人际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儒家还怀有“大同”理想，《礼记·礼运》描绘的“天下为公”之社会即为人人各尽所能、共享太平的至治境界。可以说，儒家将道德教化、礼乐秩序与民本理念融为一体，构筑了理想的治国之道，为中国古代政治塑造了德治为本的价值底色。
道家：无为而治与天人合一。道家思想以老庄为代表，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即统治者应顺应自然之道，不妄为、不扰民，让人民在较少干预下自然而治。道家还提出“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追求简朴自足的治理模式，反对穷兵黩武和繁苛统治，以避免给百姓带来灾难。与无为思想相关，道家推崇“道法自然”，认为人类社会应效法自然规律进行治理。《道德经》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治国应顺应自然法则，不违背客观规律。总体而言，道家为中国传统治理思想注入了崇尚自然、轻徭薄赋的理念，以独特方式丰富了治国思想宝库。
法家：法治至上与强国治吏。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把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以刑罚和奖赏作为规范人行为的手段，要求“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对所有人一律依法规范。他们认为人性本私利，需要靠法律制度的强制力来约束不法、惩治懈怠，从而保持国家统治的权威和社会的整齐划一。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国变法，通过制定清晰严苛的法令和奖励军功，成功提高了国家动员能力和军队战斗力，奠定了秦兼并六国的一统之基。韩非子继承和发展了法家思想，他强调以法律为治国核心，主张“法、术、势”结合，注重制度规范与权力制约。法家还重视行政效率和官员考核，提出“事断于法”“任人唯贤”。法家的法治理念成为中国历代治国的重要思想源头，与儒家的礼治并称“礼法两大源头”。
墨家：兼爱尚贤与务实利民。墨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创始人墨子及其弟子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治理主张。其核心是“兼爱”，即要求统治者和人民博爱众生，像对待自己亲人那样关爱他人。与兼爱相辅，墨家推崇“尚贤”，主张选贤任能：不论出身贵贱，凡有才能德行者都应提拔担任官职，以此改善治理品质。墨家还提倡“尚同”，要求上下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以减少内耗：“天子制天下之义”，各级服从上级，以形成政策的同一性和执行的高效性。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墨家崇尚“节用”“节葬”，反对奢侈浪费和繁缛礼俗，强调勤俭治国、减轻人民负担。
先秦诸子百家尽管路径主张各异，但皆“务为治者也”，追求治国安邦之道。历史发展表明，中国古代治理思想并非某一家独占主导，而是多种理念互补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精髓在于将道德与法治、秩序与变革、君权与民意等要素有机结合，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治国理政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传承与价值
民本思想的传承：以人民为中心。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在现当代中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儒家等先贤强调的“仁政”“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理念，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谋而合。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古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并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执政理念正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与古代“政在养民”的思想一脉相承。同时，民本思想还体现在基层治理中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可以说，传统民本理念在当代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石。
“德主刑辅”的发展：德治教化与法治建设融合。中国传统治理一贯强调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这一宝贵经验在当代得到坚持和发展。儒家倡导以道德教化垂范政俗，法家提倡以法律制度规范行为，历史上历朝往往采取“德主刑辅”方略，将二者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当代国家治理中，这一思想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完善国家法律体系，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以法律的权威保障国家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另一方面，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以道德滋养法治生态，为法治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
选贤任能的延续：干部治理现代化。古人云：“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选贤任能的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取士、察举荐贤、考课黜陟等机制来选拔和管理官员，塑造廉能政治。中国共产党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从改革开放后提出干部“四化”方针到新时代好干部“五个标准”，选贤任能一直是人才选拔任用的标尺，体现了“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理念。这正与儒墨尚贤思想相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求全面从严治吏，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一系列举措可以看作对古代“治国先治吏”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秩序与和谐：双重价值追求的赓续。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长治久安一直是历代治国的重要目标。当代中国在这方面的理念和举措，深受传统“和为贵”价值观和秩序观的影响。儒家倡导通过伦理道德和礼乐教化来实现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减少矛盾冲突，这为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文化借鉴。现代治理中特别强调社会公正与公平，这与传统上对“义”与“礼法合治”以求社会公道的理念相一致。今天，中国通过完善法律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让规则意识与公德意识融汇，以维护良好的公共秩序。在基层治理层面，当代再次重视传统的民间自治与德治智慧。传统儒家的“五伦”伦理在现代被转化为公民基本道德准则，如家庭和睦、邻里互助，均有助于基层社会的秩序稳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在当代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现实价值。它既为我们提供了解决当今治国难题的历史智慧，又为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注入了文化自信和思想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充分挖掘并利用好这些传统思想遗产，无疑将有助于我们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善治之路，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作者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汉语言文字学2024届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