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经典文献中，《自然辩证法》这部凝结着恩格斯晚年思想结晶的著作，不仅系统总结了19世纪自然科学革命的丰硕成果，更以辩证思维为方向，重构了科学认识论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书中关于理论思维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彰显其重要的理论价值。研读这部经典，我们不仅从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精神实质，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理论内核：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
实践：科学认识的现实根基。传统科学观容易陷入唯心主义认识论（如柏拉图将知识源头归于“理念世界”），或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经验论（如洛克将心灵视为被动接收经验的“白板”）。恩格斯就批判过这两种极端倾向，指出人的思维最本质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这一论断揭示科学知识的实践本质——始终根植于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这种实践转向既克服了经验论的被动性，也超越了认识论的虚幻性，确立了科学认识的现实根基。
从实践的观点来看，科学知识不是纯粹思辨的产物，而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总结规律的结果。例如，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最初源于农耕社会对季节变化的观测需求，人们通过长期观察太阳、月亮和星辰的运行规律，逐渐形成了对宇宙的基本认识。这充分说明，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始终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
辩证法：科学真理的思维钥匙。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生物进化论）为辩证法提供了自然史基础。恩格斯深刻指出，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运动着的。这种运动不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我演绎，而是物质世界的客观辩证过程。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正在于准确反映物质世界的联系、发展和矛盾运动。从哥白尼革命颠覆宇宙观到达尔文揭示物种演化，科学史始终贯穿着辩证法的逻辑，正如恩格斯所言，现代科学日益把所谓的“永恒真理”从独断主义的宝座上驱逐出去。
辩证法的核心在于揭示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和发展规律。在科学研究中，这种矛盾运动表现为新旧理论的交替、科学范式的转换以及认知边界的拓展。例如，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打破了物种不变论的桎梏，揭示了生物多样性的起源和演化机制。这些科学革命都充分体现了辩证法在科学研究中的关键作用，即通过对矛盾的分析和解决，推动科学知识的不断进步。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特征：历史辩证法的多维展开
革命性与建设性的内在统一。科学革命从来不是单纯的知识更迭，而是深刻的社会变革引擎。哥白尼革命瓦解神权宇宙论根基时，恩格斯深刻揭示，当宇宙不再围绕地球运转，神权政治的理论根基随之坍塌。这种革命性不仅体现为认知范式的转换，更在于推动社会思维从宗教蒙昧转向理性自觉。值得注意的是，科学革命的建设性力量在于批判继承——牛顿力学体系正是建立在伽利略、开普勒等前驱者的理论突破之上，这种扬弃过程实现了科学范式的螺旋式上升。
真理性与历史性的动态统一。恩格斯反复强调，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实践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差异，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会有所不同。例如，托勒密地心说在当时的实践条件下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但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和认知能力的提升，哥白尼日心说逐渐取代了地心说。这种认知的演变表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同时，科学进步的本质在于不断突破认知边界，通过实践检验新的假说，推动科学知识的不断进步。
生产力与科学的互动循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恩格斯这一论断揭示了科学发展的物质动因。原始天文学源于游牧民族观测季节的需求，力学体系诞生于农业灌溉的技术实践，这些史实印证生产需求对科学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同时，科学通过技术中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蒸汽机改进源于热力学研究，电力革命奠基于电磁学突破。这种双向互动形成“生产力—科学—技术—新生产力”的上升机制，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类通过科技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启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遵循
科技创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这一论断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中提到的“科学—技术—社会”一体化发展理念形成跨时空呼应。从高铁网络到5G通信，从量子计算到人工智能，当代科技革命正深刻改变国际竞争模式。我们要把握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既要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更要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使科技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理论创新：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科学真理的历史性特征启示我们，理论创新必须立足时代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结合当代实践发展，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完美结合。在基础研究领域，既要尊重科学规律守正，也要鼓励范式突破创新；在技术转化环节，既要传承工程经验，也要探索颠覆性技术路径。这种辩证统一，正是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论。
制度创新：构建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恩格斯揭示的科学与生产力互动规律，要求我们必须完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首先要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堵点；其次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资源配置模式；最后要培育创新文化，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这种系统性制度创新，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关键支撑。
生态智慧：科技发展与自然和谐的辩证统一。《自然辩证法》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哲学思路。恩格斯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这启示我们，科技创新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构建绿色技术体系，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从碳中和目标到清洁能源革命，科技创新正在成为人类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依托。
再读《自然辩证法》，我们深刻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实践力。在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今天，恩格斯揭示的科学发展规律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愈发显现出真理的光芒。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为指导，既保持理论清醒，又激发创新勇气，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征程中，不断书写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篇章。正如恩格斯在著作结尾所展望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永葆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作者单位：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本文系2023年校（院）创新工程学科基础类项目“习近平辩证思维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XGCXKJC202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