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作出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等部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治理智慧和人文精神，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丰沛资源。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乡村治理基因，推动徽文化与乡村治理相融合，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解码徽文化的治理基因
“和”文化基因：以和谐为本的治理理念。徽文化的“和”文化源自儒家思想，强调“亲仁善邻”“和而不同”。例如，以传统“和”文化为基础探索形成的“六尺巷工作法”和“作退一步想工作法”，以“强者先让、有理也让”的方式化解矛盾于萌芽状态。徽州“和”文化注重差异共存与动态平衡，其“执两用中”方法论对化解现代治理中的价值冲突具有启示意义。
宗族文化基因：以自治为基础的治理模式。徽州的乡村治理以宗族为单位，形成“祠堂—族田—族谱”三位一体的自治体系。例如，明清时期祁门善和程氏宗族依据《窦山公家议》，制定“五房轮值、众存众护”的山林管理模式，通过“责任到股、收益分层”分配机制，实现资源自主管理与公平分配，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当代的自主治理理论。
家风家训基因：以德治为支撑的治理方式。家风家训是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家族教化工具，也是德治载体。绩溪县伏岭镇湖村的《章氏家训》强调“勤俭、谦让、孝亲”等伦理，通过“评价—规训—内化”的链条，将道德伦理嵌入日常生活，以柔性道德内化取代强制管控，化解社会冲突。
礼法文化基因：以礼法为保障的治理手段。徽州现存文书中23%为民间调解契约，体现“情—理—法”交融智慧。休宁《茗洲吴氏乡约》构建“约正监督—直月执行—罚戏警示—呈官终局”的惩戒体系，实现民间法与国法衔接，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撑。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三重困境
价值困境：工具理性对伦理共识的冲击。现代化进程中，功利主义的存在使得乡村治理情感联结弱化、共同体意识淡化，社会风险增多。一些智慧平台考核指标关注“舆情平息率”“事项办结率”等量化数据，影响基层工作者对群众需求的深度感知，也反映出当前乡村治理中伦理化利益协调机制的弱化。
制度困境：规则与活力的平衡难题。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设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效能，但村民自治的传统内生动力仍需进一步激活。究其原因是传统的公开决策、依规办事等自治要素未能与行政服务机制有机融合，制约了基层治理效能发挥。
技术困境：数字鸿沟加剧治理失衡。数字技术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但乡村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村民的数字素养与城市差距较大，制约了数字治理水平的提升。同时，数字算法治理中“高频事务清单”多集中于环境整治等显性议题，祠堂保护、非遗传承等文化治理需求被边缘化，忽略了共同商量和达成共识的重要性，易导致复杂社会矛盾被简单化处理。
徽文化与现代乡村治理的融合
以“和”的理念凝聚治理价值认同。徽州“和”文化的精髓在于差异中求共识的治理哲学，在多元化的社会中需要倡导以和谐为本的治理理念。例如，黄山市将传统“三让之道”（让地、让水、让路）转化为“协商议事七步法”，规范完善了协商议事流程，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特别是聚焦乡村社会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将徽文化中的礼让精神融入乡村矛盾调解，在协商中凝聚共识，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
以自治传统优化基层治理共同体。徽州宗族自治体系的治理智慧为现代乡村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代，可通过“宗族理事会2.0版”推动传统自治模式的现代化转型。一是优化治理主体，以村民理事会等群众性组织为依托，挖掘治理人才，将传统族长权威转化为以党员干部为引领、能人和技术骨干为支撑的“治理共同体”，推动基层治理从传统权威向现代治理能力转型。二是完善决策机制，借鉴“合族公议”传统，规范议事程序，提升协商治理效能。通过“文化治理枢纽”实践，将传统自治基因转化为现代治理动能，推动基层治理共同体的优化与提升。
以理法精神创建文化治理新模式。徽州家训的治理智慧在于将抽象理法转化为可操作的生活规范。一方面，以“礼”化“俗”，将徽文化中的家风家训、乡规民约等礼治元素转化为现代村规民约，实现道德教化与行为规范的统一，增强村民的自我约束力。另一方面，以“法”促“治”，将传统法治理念与现代司法实践相结合，提升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实现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
以技术融合赋能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中可借助数字孪生、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徽文化治理逻辑的精准转译。例如，休宁县运用GIS技术将明清“水口林”管理规则转化为“生态银行”智能合约系统，不仅彰显古代水利工程遗产的生态智慧，而且实现了农业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现代化治理中需要充分把握“文化—技术—治理”的深度融合，将徽文化治理智慧从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适性现代治理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