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记录了“有一位当了省委副书记的北京插队知青，在上大学前就通读了三遍《资本论》，写了厚厚十八本读书笔记”，这就是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1985年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在与一位大学生交流时，特别提到了《资本论》，他指出，要把马克思著作反复读，用心读，“厚的读薄，薄的读厚”，读薄的过程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一步步理解其精神实质、掌握内涵精髓的过程。读厚的过程，就是紧密联系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的体会过程，逐步领会伟大理论外延的过程。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这里，总书记用“四个重大、四个关系”来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从理论上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已经给出了“资本二重性”，他不仅看到了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还考虑到了资本的生产力属性。重读《资本论》有助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认识、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
正确认识《资本论》中的二重性
马克思认为《资本论》有“三个崭新因素”，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这也使《资本论》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其中，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起着基础性、枢纽性地位和作用，这也是我们理解《资本论》中的二重性的前提。
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角度看二重性。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给出了两段文字：一是，“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二是，“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国内外理论界对于后一种解释存在极大争议，绝大部分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认为《资本论》研究对象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此以“生产关系论”锁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生产力”实则被丢弃了。实际上，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也没有离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离开生产关系谈论生产力，就无法真正理解社会的运行规律和矛盾根源；离开生产力谈论生产关系，《资本论》将会与现实脱节。所以说，生产关系在不停地塑造生产力，生产力又在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二者是交相辉映的过程。因此，只有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整体性。
从《资本论》叙述逻辑的角度看二重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没有像论述“劳动二重性”那样直接阐述“资本二重性”并给出定义，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资本二重性理论”。相反，“资本二重性”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二重性派生。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生产过程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从逻辑上严格对应着劳动二重性，“使用价值的生产”对应着“具体劳动”，体现生产力属性；“剩余价值的生产”对应着“抽象劳动”，体现生产关系属性。如果我们把资本理解成运动，作为二重性的运动或过程，“资本二重性”就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的一个独特社会历史形式。我们通常认为，具体劳动是抽象劳动的载体；但是，作为具体劳动派生的使用价值生产过程，它的一个独特社会历史形式，则是作为抽象劳动派生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所以，劳动二重性和资本二重性之间具有严格的逻辑对应关系。
以资本二重性来理解非公经济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仅仅理解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会导致这种——“今天”认为非公经济、非公资本促进生产力进步，将其视为“自己人”；而“明天”认为非公资本是剥削、是无序扩张、是野蛮生长，将其视为“别人”——这样“各执同一枚硬币的一个方面、来否定另一个方面的自相矛盾看法”。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这种“资本二重性理论”与马克思《资本论》中资本二重性理论逻辑高度一致，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把握民营企业、非公经济、非公资本。
正确认识“资本二重性矛盾”有助于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问题。对于资本来讲，提高生产力是手段，赚钱才是目的。也就是说资本对利润的渴望，是通过生产力进步为手段来实现。生产力进步似浪潮般不断涌动，单个资本以自身生产力进步来获取利润或超额利润的行为，会逐渐扩散到整个社会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平均水平，从而产生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现在，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方面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明确生产力的新的表现形式到底是什么。要积极引导资本在涉及生产力进步的环节和领域中规范运作，推动资本立足于生产力进步，以此为依托（而非以权力为依托）来获取利润，并引导其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现实经济系统中，存在凭借构筑特殊生产条件或流通条件“不劳而获的资本”，而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资本”，是以推动生产力进步来获取利润的标准情况。所以中国特色资本治理应该坚持生产力进步原则：一是防止过度金融化，掏空实体经济；二是防止平台资本以流通领域垄断来压榨生产者或消费者；三是防止“食利型资本”出现。综合来讲，资本应围绕服务国家总体安全、国家重大战略、优化生产力布局、科技自立自强、优化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和人民需要规范健康有序发展，必须助推社会生产力进步，聚焦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另外，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发挥各类资本作用的根本前提。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首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在中国特色资本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特色资本结构动态演进的历史方向。同时，三大资本形态（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之间并非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关系，而是具有强大合作共赢特征。在实践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3月6日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指出的，“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而不是对民营企业进行身份歧视。同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提升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非公资本和外国资本，都必须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一样保障工人的合法权利，让各种资本在公平正义的理念指引下，在政治法律制度的约束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为提升全体人民的幸福水平作贡献。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第一作者张开为中央党校创新工程“资本特性及行为规律深化研究”首席专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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