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的总结备受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直接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内在联系，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规律性认识，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高度凝练的概括性总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
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都立足于中国实际，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总结文化发展、文化建设规律，形成文化理论，再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活态流变的、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演变也同样如此。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被拉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到“统筹全局而全变之”的戊戌变法,再到“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由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进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几乎与新文化运动同步，早期共产党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主流是“否定传统、肯定西来”，这主要由于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特殊时代条件以及当时情势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所决定。但即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仍然有很多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客观分析的冷静态度。
比如李大钊同志在当时东西文化之争、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两极对峙的语境之中就保持了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他认为，新旧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在当时东西文化的碰撞与比较之中，李大钊说：“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与新文化的精神。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同志和很多早期共产党人在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包括后来向大众介绍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一些中华传统文化中思想精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相容、相通的契合性，在此时就已初现端倪。
毛泽东同志也在很早就显露出融糅中西的倾向，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就明确提出要研究“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在讨论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的先后问题中也称：“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政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阶段，从新民主主义文化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逐渐形成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共产党人贯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扬弃和创新的原则，中共八大决议强调：“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这一时期的共产党人也开始有计划的整理古籍、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1960年毛泽东同志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专门谈到“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当代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意味着强调不能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进程中，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1990年5月，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且这时的共产党人，也开始陆续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精神等做出阐述，比如江泽民同志提到的：“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华民族历来是勤劳智慧、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创新精神，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了中华文明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时期也开始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开始积极参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从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出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从不同维度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正是基于历史、理论、实践等多重逻辑，才有了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才有了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高度总结。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只有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是最能为人直观感知的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但“连续性”并不意味着“僵化与停滞”，反而内含“发展与变迁”。
突出的创新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创新的描述由来已久。从《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到《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回顾历史上的“仪狄造酒”、“夏鲧作城”、“鲁班造锯”，小到人们衣食住行各种工艺技术的创新、大到水利工程等民生工程，还有对世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四大发明”，无一不是创新的成果。
突出的统一性。纵览中国历史，尽管出现过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等分裂乱世，但是中华文明并没有因为这些分裂而断绝，而是在凝聚融合中形成了“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过去，以历史认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为基础，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然与如今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内涵上的古今之别，但“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并没有改变。
突出的包容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文化多样性就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直观呈现。《礼记·礼运》中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人很早就萌生出极具包容性的“天下一家”的“天下观”。正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所言：“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中华文明不仅能包容来自其他文明的元素，更能吸收这些元素化为己用，使之汇入中华文明的体系中。
突出的和平性。“和”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中国古代，“和”的概念产生很早，《国语·郑语》中就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不同事物彼此和谐，则能生成万物，若事物完全趋同单一，反而无法延续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寓意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要追求通过协调发展而达到的理想境界和完美秩序。中华文明对“和”的理解与追求，在当今世界依然可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人文基础。
关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总结虽然简洁直观，但它们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也并不是孤立的表象呈现，反而构成了内在交织的，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因果辩证的有机系统。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的概括清晰呈现了它们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与互促关系，清晰呈现了中华文明在历经沧桑后仍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内在动力，清晰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