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文化在振奋民族精神、维系国家认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作用充分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入阐释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为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是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列举的重要元素之一，体现了中国古人主张从国与民、义与利两对关系入手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问题，以达到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富民厚生是治国理政的根本追求
“富民厚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经济领域和经济工作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反映了中国古代先圣先贤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民本导向和道义原则。其中“富民”一词最早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安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管仲所著《管子》一书。《管子·治国第四十八》开篇即写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为齐相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力发展工商、渔盐、冶铁，按照土地的好坏来征收租赋，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帮助齐国百姓安居、富国强兵，用行动实践了富民的治国之道。回到现代，“富民”首先要“厚生”。近年来安徽省组织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工程，实施10项暖民心行动，着力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在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义利兼顾是复兴路上的中国智慧义
与利即仁义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义利兼顾”的观念是中国古代先圣先贤呈现给当代世界各国的又一思想成果。孔子把对义利的不同追求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与西方政治文化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曾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作为鲜明对照，孔子在《论语·学而》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承认富贵是人们的正常欲望，但是一定要取之有道。近代，被儒家义利观影响颇深的徽商，始终恪守“诚信为本、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使其在中国商界一度称雄数百年。“义利兼顾”的理念，在现代也已内化为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如安徽临泉县明确“中原牧场”定位，坚持产业发展和品牌建设一体化推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积极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合作，既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也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助力实现“义利兼顾”。
传统经济伦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相互契合
才能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传统经济伦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价值观、社会观等方面就高度契合。《共产党宣言》提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这与传统经济伦理“富民厚生”的追求高度一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奠定了双方相互结合的价值观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强调，“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实行“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的按劳分配原则，这与传统经济伦理的“义利兼顾”原则相一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奠定了双方相互结合的社会观基础。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享”发展理念，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些经济思想继承了“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精华，为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价值指引和根本遵循。
无论是管子的“厚民”思想，还是徽商的“义利”观念，都是安徽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这些经济伦理是在安徽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中，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多元融合而形成的，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和风格，又有共同的精神和价值，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和贡献，也为安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启示。我们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心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责任感，发挥和利用好安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才资源，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安徽精彩，充分发挥文化的育人作用，使安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成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深厚文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