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有一个父亲的背影，那个穿越时光模糊恍惚但又刚毅有力的背影。这么多年，我依稀记得父亲送我去杭州读书时的背影。当时的他肩扛一床旧棉被，在人头攒动的校园里大步流星走在我前面，他不知道的是，那时少年心性的我，早就埋下了一颗对他越发不满的种子，而那一床旧棉被更让我有遁地三尺之感。
三十年前，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从遥远的南方某海军军港转业回到安徽老家，安置到街道办事处工作。记事起，便只有他早出晚归忙碌的身影，以及偶尔饭桌上以我为主要“斗争对象”的家风家规教育。强硬又教条的说辞，很难浸入年幼的心田。当时，初中还没有划学区，小升初考试仍然重要。然而考砸的分数让我与理想的初中错失而过，母亲安慰我或许可以期待父亲的帮助，毕竟他在政府部门工作。但是，在那个决定我命运的饭桌会议上，父亲一锤定音：“考多少分，就上什么学，自古如此，哪有什么后门可走。就算你功课上无希望也没有关系，倒还有后路。”他说的后路，就是高中毕业当兵去部队。
就这样，我带着被父亲踩碎的“妄想”和愤愤不满，进入当地一所普通初中，带着执拗和倔强，一次又一次考到年级第一，一路升入大学，我们家再也没有谈及一次让父亲“活动”来解决教育问题的话题。没有谈及，不代表我理解了父亲，我不理解为什么别人家的爸爸总是为了孩子可以四处奔波，而我的爸爸却从不肯为我哪怕低一回头、说一句话。不仅如此，直到我上大学的第一天，父亲还让我觉得“难堪”。被子随处可以买，为什么要从老家那么远辛苦背来呢？在青春溢彩的校园里，扛着旧被子坦然走在我前面的父亲，让我有瞬间穿越到父辈中国之感，让我俨然戴了“贫困生”的帽子而失了自以为的体面。
贫困生？当然也还算不上，毕竟家在“滨江城市”“江南米市”，还算安徽富庶之地，毕竟父母是政府公务员，是国有企业职工，饭是够吃的。但是多富裕也与我家无缘，哪怕我再怎么两耳不闻窗外事，也见过父亲办公室“廉洁为人、秉正谋事”的横匾，也多少听说过他不近人情的“轴”劲。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久未谋面的一个乡下亲戚拎着一堆礼品来到家里，他的儿子在街道辖区开设浴场，因设计不合规无法过审，找父亲说情不成，就送礼来了。父亲当然不会收他的礼品，这个亲戚再也没有踏进我们家，从此父亲“六亲不认”的名号不胫而走。还有一次，是父亲任城中村拆迁办主任后，拆迁工作矛盾牵扯多，利益分割复杂。当时，某些干部在待拆迁区域与原住民合建私房，有人劝父亲也建房，父亲正色道：“国家发我工资，那些违法违规的钱挣得心安理得吗？”后来，那些干部因为拆迁补偿违规操作被逐个追责，个个惶惶不可终日，只有父亲每天照例早起锻炼，吃得饱睡得香。
我本科快毕业那年，父亲也退休了，说要来学校看我。那天，车站人潮拥挤，我看见父亲站在广场四处张望的背影，很想张口大喊声“爸”，却感到发音的别扭。我带着他在杭州的景点和校园转来转去，努力寻找话题想展现父子情深，却始终未能如愿。我自然没有谈及毕业分配找他帮忙的事情，虽然我知道他在部队有很多战友已经官至正师，有些事或许只是需要他开开口。不光因为我知道那会触及他的底线，还因为我知道“服从组织安排，绝对听党话”，是印在他人生辞典、刻入骨血的党性自觉和廉洁守则。
毕业之后，那张一直被我压在床底当垫被使用的被子，终于得以打包随我奔向了他乡。在皖北的偏远县城，我尚来不及放下刚入职的繁忙，就听说了父亲当区长的消息。此区长非彼区长，父亲只是开了一个物业公司，当上了小区区长。但不管干什么，父亲的“轴”劲始终未变。不但重抓公司廉洁文化建设，加强内控合规，在小区物业广告收入等财务上都力求做到公正公开，公司口碑越来越好，多次收到小区业主自发奉送的“廉洁区长”锦旗。
这些年，经历了工作中林林总总的一些事，每每想到父亲苦口婆心的教诲，每每回忆起父亲“不通世故”的“轴”劲，我豁然明白了他暗藏的人生密码——廉洁。正如那床我从未盖过的棉被，多年后我终于感受到了它的分量，虽然它很旧，并不昂贵，却让我心底温暖、自在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