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是中共中央派出的领导中原地区工作的代表机关。为贯彻落实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39年12月、1940年1月和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相继在皖东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中原局三次会议是全面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疯狂进攻华中新四军，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加紧反共，中共党内思想分歧及右倾思想影响同时存在的复杂背景下召开的。虽然它只是全面抗战中非常短暂的一个历史片段，但是它的历史贡献不容忽视。
确定了新四军向东发展的战略方向
为根本扭转新四军在华中抗战的被动局面，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并建立中原局，任命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领导“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刘少奇不负党中央的重托，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组建了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1939年12月初，刘少奇率领中原局军政人员到达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县藕塘镇。
经过前期调查，在掌握了敌我顽“三角”斗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12月中旬，刘少奇在滁县瓦屋薛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解决新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由于新四军领导层内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使得党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会上，刘少奇传达了党中央在抗战以后的正确路线和行动方针，明确提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不是向北，不是向西，更不是向南，而是根据中央的战略意图，向东发展。苏北是战略突击方向，应当集中力量向这一地区发展。”考虑到华中新四军当时所处的严峻形势，刘少奇详细分析了向南发展、向西发展的不利因素：“如果向南发展，皖浙赣地区顽军势力较大，皖南地区有国民党十余个师的驻守，南下将使我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陷于不利；如果向西发展，不仅会受到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兵力的极大限制，而且极易引起中间派的疑惧，政治上极为不利。”而东面的苏北，地域辽阔，处在敌后，有驰骋回旋的广大空间。新四军全力向苏北发展，独立自主地向东发展，既有理，又有利。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最终确定了“大力向东，发展苏北”的战略方案。随后，刘少奇将会议确定的新四军发展方向电告了中央，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这次会议做出的关于大力发展苏北的战略决策，抓住了开辟和发展华中的关键问题，为新四军胜利实现党中央发展华中战略意图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次会议增补张云逸、徐海东、刘子久为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充实和加强了中原局的领导力量。
确定了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任务
由于我们党内和新四军内有些领导片面强调“精兵主义”，不敢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所以抗日根据地建设步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9年4月24日向东南局和中原局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也是一切友党、友军、政府及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因此固然不应空喊这一口号，但也不必把这任务秘密起来，而应当主要努力去作。”因此，中原局到达皖东后，就迅速开展各项工作，为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积极进行准备。
1940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原局在定远县山黄村召开了第二次中原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任务，指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发展抗日武装的紧迫性。会上，刘少奇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这就把我们的手脚捆了起来，害怕国民党指责我们“招兵买马”，不敢建立抗日根据地，特别强调了“打鬼子要有枪，有枪就得有兵，有了兵就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根据地，就是民主政权。”针对“皖南特殊论”的错误观点，刘少奇又指出，抗战以来，有些同志强调皖南“情况特殊”，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对形势的发展是极为有害的。在抗战中哪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有不同于其它地区的特殊情况，但各个地区还有一个“共性”，这个共性就是都在日军的武装进攻与武装占领之下，在那些地方都有敌人、汉奸、伪政权，我们都可以打进去建立抗日根据地，借口强调情况特殊而不执行中央的正确指示是错误的。通过这次会议，新四军中广大党员干部和地方党组织很快统一了思想认识，从右倾错误观点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更加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导方针。会后不久，中共中央中原局就发出了《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在苏北及皖东北目前的总任务是争取该地区成立党领导下的抗日反奸的根据地。实现这个任务的中心一环，是大力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党所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
皖东地区在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正确领导下，1940年3月，成立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随后，滁县、凤阳、合肥、全椒、和县、嘉山、来安、天长、六合、高邮等地也建立了民主政权。地域由皖东扩大到苏北。在津浦路东西两侧成立了联防司令部，地方游击队人数达到5000余名。新四军第四、五支队也由原来的7000人扩大到1万余人。华中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财政、贸易、减租减息、征收公粮等法令，得到了根据地广大群众的拥护，部队的给养也有了可靠的来源。新四军江北抗日武装力量也得到了巩固和壮大。
经过中原局深入细致的工作部署，党中央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路线方针在华中各根据地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落实。皖东、皖东北、苏北、豫鄂边、豫皖苏边等根据地党组织和新四军各个部队，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大力发展抗日武装，成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坚决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根据地，使华中敌后的抗战形势呈现出崭新局面。
确立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
新四军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不仅要抗击日本侵略者，还要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冲突。1940年春，华中的国民党顽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共摩擦，皖东的桂系军阀李品仙部、苏北的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韩德勤部都在磨刀霍霍。国民党一方面需要与共产党合作抗战，另一方面，又敌视共产党，限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壮大，不断制造反共摩擦。所以，新四军要抗日就必须反顽，反顽是为了抗日。新四军只有坚决反顽，才能制止分裂危险，维护团结抗日大局。
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1940年2月下旬，中原局在定远县大桥附近的湾杨村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研究了反顽斗争的策略，并对反摩擦斗争做出积极部署，为皖东、苏北军民的反摩擦斗争奠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基础。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刘少奇强调，只有敢于针锋相对的斗争，善于运用正确的斗争方法，将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结合起来，争取反摩擦的胜利，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才能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中原局三次会议正确解决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明确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根本任务，统一了华中党组织和新四军中的思想认识，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及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原局一系列正确方针策略的指导下，广大党员干部和新四军将士从右倾错误思想中解放出来，坚定执行党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方针，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多次武装摩擦，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把我军赶出华中的阴谋，巩固扩大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从而扭转了华中抗战的被动局面，实现了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目标。［此文系2022年安徽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课题成果，课题编号：QS2022047，作者单位：中共淮南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