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构建起一座宏阔而深邃的精神殿堂，其伟大精神谱系是一个源流清晰、脉络相连、互动共生的动态体系。新四军革命精神作为华中抗战烽火中淬炼的、具有鲜明特质与深厚历史底蕴的精神形态，其与伟大精神谱系的内在关联、融入的逻辑可能，为谱系内部基因传递与时代延伸提供了一个具有理论张力与实践深度的分析思路。
新四军革命精神的内涵演进
新四军革命精神的内涵演进清晰地展现了从实践总结到理论凝练、再到官方整合、最终升华为时代话语的动态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铁军精神的内涵被不断总结和阐释，最终形成了以“铁的信念、铁的担当、铁的意志、铁的纪律、铁的作风”等为核心表达的理论范式。202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时，提出“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十六字精神内涵，这一表述不仅高度凝练了新四军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特质，更是将其主动嵌入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思想体系，直接呼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根本政治要求，完成了其内涵从历史形态向当代价值的转化，也为其融入精神谱系打通了内在关联。
新四军革命精神融入精神谱系的内在逻辑
历史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遴选，始终贯穿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红色基因的自觉传承与对时代使命的精神呼应。200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抗战精神被正式提出，铁军精神成为具有鲜明地域与军队特色的精神分支，在地方史、军事史与革命传统教育领域中受到持续关注与研究。2017年8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指出，“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锻造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提出了“四有”的军人标准和“四个铁一般”的部队要求，它在继承铁军精神的基础上，注入了强军兴军的时代内涵，标志着其从学术性与地方性话语体系进入了国家层面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概念；同年9月，党中央批准发布了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系统梳理了包括抗战精神在内的46种精神；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从战略高度推动了精神谱系研究向纵深发展；在此指引下，自2023年以来，中宣部等部门陆续遴选与宣传新时代涌现的伟大精神，不断丰富精神谱系的时代内涵，这为新四军革命精神融入体系化叙事创造了可能。
结构呈现逻辑。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构建，既是对核心精神的凝练概括，也通过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精神支脉，具体展现重大革命实践的精神成果。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大主力部队，八路军与新四军的精神内核共同熔铸于抗战精神之中，两者都是在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复杂背景下成立并发展壮大，成立之初的组织属性既属国民革命军序列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双重属性在精神形态中具有唯一性。尽管在精神谱系的具体名录中未单独设立八路军精神和新四军精神的条目，但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的斗争实践，衍生并孕育了精神谱系中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精神支脉，这标志着八路军方面的精神在谱系中获得了具象化、条目化的呈现；与之相应，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斗争实践，同样应在精神谱系的结构中呈现出应有的支脉延伸。新四军革命精神填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战实践在精神谱系上的结构性空白。
本源生成逻辑。所有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精神形态，均需贯穿党的初心使命与奋斗主线，承载党的理想信念与性质宗旨。新四军革命精神在本源层面体现为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承接，新四军在斗争中锤炼的“听党指挥、忠于人民”的政治品格，与伟大建党精神所蕴含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高度契合；其展现的“不畏艰险、勇于斗争”的顽强意志，亦与伟大建党精神所涵盖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内在一致。这种精神基因上的同源性，使其在本质上具备了融入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逻辑基础。从精神谱系影响力评估可以看出，伟大建党精神属于源流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属于核心层。抗战精神作为核心层具有统领性、抽象性，为新四军革命精神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语境与价值坐标；反之，新四军革命精神则以其在华中敌后抗战的具体实践，将抗战精神转化为更加具象化的精神形态。因此，新四军革命精神作为抗战精神的区域化表达，是抗战精神在关键历史阶段的具体化。新四军革命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作为重要的历史精神资源，在谱系的整体叙事与时代发展中具有支撑作用。
理论转化逻辑。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革命实践，不仅是对党中央战略方针的忠实执行，更是将革命理论与战略原则，结合特定地域与复杂斗争进行理论转化的生动体现，这些实践中凝结的理性认识与方法智慧，构成了新四军革命精神独特的理论品格，为其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例如，在政治斗争中，皖南事变后实施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深刻体现了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分清主次、把握节奏、讲究策略的辩证思想，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复杂政治环境中保持政治定力、把握战略主动的理论深化，彰显了精神谱系中“对党忠诚、敢于斗争”的精神内核。在军民关系中，新四军严格执行“三不准”等群众工作纪律，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制度化与行为化体现，将抽象的党性原则转化为可操作、可持续的治理实践，丰富了精神谱系中“依靠人民、不负人民”的价值表达。在军事战术中，罗炳辉创立的“梅花桩”战术，通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作战形式，生动诠释了战略持久与战役速决、内线防御与外线出击的军事辩证法，展现出精神谱系中“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时代品质。因此，新四军革命精神不仅来源于实践，更在实践过程中推动党的理论转化为具体形态和策略方法，从而在精神谱系中形成承续与发展相统一的理论脉络。【作者系宣城市委党校（宣城行政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25年中共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课题成果，项目编号ＱＳ2025053】
